常州方言（常州話）屬于吳語太湖片區(qū)毗陵小片區(qū)，毗陵小片使用人口位居吳語各小片第2位。毗陵為常州古稱之一，毗陵小片是以常州一帶古稱來命名的吳語太湖片其中一個分支，流行于常州以及周邊古時屬于常州府的大部分地區(qū)，主要分布于常州、武進、金壇、溧陽、丹陽、丹徒、江陰、宜興、無錫 、張家港、靖江、通州、海門、啟東、高淳、溧水、郎溪、廣德、句容，使用人口總計約1500多萬。

常州市區(qū)話與周邊地區(qū)的毗陵小片略有差異，是常州話的代表。常州話作為吳儂軟語的一員，發(fā)音相較于蘇州話更偏硬朗，同時和蘇滬嘉方言相比保留了更多的古字讀音，韻母的雙元音也比蘇滬嘉方言中韻母單元音化現(xiàn)象更為存古。因其自身大量的古漢語元素，故尤其適宜詩詞吟誦（常州吟誦）。

常州話完整的保留了中古漢語中的全濁聲母體系，但常州話沒有普通話中的卷舌音zh、ch、sh、r，而全用平舌音z、c、s，因此，比起講其它語系的人，講吳語的常州人說普通話是不占優(yōu)勢且比較吃力的。

大部分常州人在普通話涉及前鼻音an字時不用鼻音發(fā)聲，如“三”念sie、“千”念qi、“萬”念vie、“天”念ti……普通話中en、in與eng、ing這兩對前鼻、后鼻的發(fā)音，在常州話里也沒有固定的明顯區(qū)別，屬于自由變體，所以說，一個常州人要說好普通話，首先就要刻意去糾正自己原生的平舌音和前后鼻音，否則就說不好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常州城區(qū)以東的戚墅堰、橫林、橫山橋、鄭陸、雪堰等過去的東鄉(xiāng)和環(huán)太湖諸鄉(xiāng)鎮(zhèn)則保留著完整的尖團音體系，并且?guī)в泄艠仿筛咂哒{音域的發(fā)音，這讓常州東鄉(xiāng)話較為柔軟，膾炙人口的常州灘簧調就起源于常州東鄉(xiāng)。常州話和蘇州話、上海話非常接近，但別于非環(huán)太湖區(qū)域之無錫話的起伏。

從1949年以來，全國推廣普通話，尤其是年青人受到普通話影響較大，就形成了新派常州話。與整個吳語區(qū)一樣，常州方言有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如老年人說“藝”字為“尼”，年輕人說成“億”。最大的變化是年輕人發(fā)音大都已不區(qū)分尖團音，如“尖”常州話念zian，普通話念jian，“牽”常州話念cian，普通話念qian，“先”常州話念sian，普通話念xian，普通話是沒有尖團音的。舊的口音和新的口音，可稱為老派常州話和新派常州話，這可能就是為何現(xiàn)在有些老常州人偶爾會置疑，有些常州人說的常州話不正宗的原因吧。

如同屬于吳語體系的蘇、滬、浙口音會有很大差別一樣，常州方言也有其內部差異，各個區(qū)域因為受到依存環(huán)境的影響，內部也有口音和語匯方面的細微差別，甚至于隔一條街發(fā)音都會有所不同，但是并不影響相互間的溝通交流。常州地區(qū)溧陽、金壇、武進的口音、詞匯存在一些差異；在常州市區(qū)，城里人和郊區(qū)人的口音也有差別，可以稱之為城派和鄉(xiāng)派，但不能否認它們確實是常州方言，如“玩”，常州城派說“白相”，在城外有“相”“西”“調”幾種說法，“玩玩”就說“相相”“西西”“調調”。溧陽城里和城外也有口音差別，如把“將、槍、香”的韻母說成ia，縣城為i￡。

由于歷史原因，正如上海、南京等一些地區(qū)，常州地區(qū)同樣遷入了許多北方官話移民。常州作為吳方言的西部邊界，金壇西部、溧陽少量地區(qū)以及沿江部分地區(qū)的一些村落均為非吳語移民島。

清咸豐時，清軍和鄉(xiāng)團練與太平軍在武進、金壇、溧陽激戰(zhàn)，當?shù)厝丝阡J減，“行終日而不見人”。因常州處于吳方言與北方官話區(qū)的交界線上，就有北方官話區(qū)移民大批進入。例如，金壇原有的老金壇話屬于吳語，到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第二次攻打金壇城，與清軍血戰(zhàn)110天，城中人丁7萬余僅存不足3000人,全縣遺民不足3萬。此后,因移民進入，到同治四年(1865),人口升至87024人，光緒十年(1884)人口又升至176500人。由于這一重大變故，今日的金壇存在雙語現(xiàn)象,屬于吳語的金壇話與屬于江淮官話的移民話并存。而在清代前期，當?shù)厝苏f的當是老金壇話，即吳方言。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所引金壇方言和龔自珍《金壇方言小記》中所記金壇方言均與現(xiàn)在的老金壇話相同，即為明證。

太平天國戰(zhàn)亂后,在武進西部(夏溪、湟里、成章)，有蘇州巨富許萬臺以工代賑，經(jīng)營墾荒，出租土地，吸引蘇北、安徽、湖南、湖北大批移民定居(大部分是蘇北人)。在北部(小河、孝都、魏村、圩塘)一些鄉(xiāng)村也有以蘇北人為主的移民落戶江邊“下灘”墾荒。溧陽境內有河南(光山、羅山等縣)、蘇北(興化、高郵等縣)、浙江(溫州)、安徽、湖北移民定居溧陽，他們分別聚居在平橋、永和、上興等丘陵山區(qū)和余橋、古瀆、前馬等湯灘圩區(qū)，同時使用溧陽話和原籍話。如縣城屬于吳語的“勿要”連讀，在西北部鄉(xiāng)村則說成江淮官話的“不要”,這就形成一些外地方言島。他們說兩種方言，在家里、村里說原籍話，與當?shù)厝私涣鲃t用吳語。

在常州，除官話以外的方言中，存在著文白兩讀現(xiàn)象。所謂文讀，就是用南方語音說北方話詞匯，因為當?shù)貨]有這個詞匯，所以當這個詞匯進人當?shù)貢r，就只能使用北方話的讀音,因為當?shù)氐陌l(fā)音方式和習慣與北方話不同，所以不免帶上當?shù)乜谝簟０鬃x則完全是用當?shù)胤窖哉Z音讀相應詞匯，因為當?shù)胤窖灾幸灿羞@一詞匯。

文讀的讀音大體與官話相近，白讀的讀音和官話不同。吳語中有文白兩讀的字大約300多個，所以文白兩讀在常州是種很普通的語言現(xiàn)象。同一詞語，在一般情況下,只是讀音不同，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但有時，白讀或文讀卻成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如“生活”，作“活計”用時“生讀sang,為白讀;作“為了生存和發(fā)展而進行的活動”用時“生”讀sn為文讀，這是利用語音形式不同區(qū)別意義的方式，同時后者是共同語的詞匯而非方言本身詞,因此也采納了與共同語近似的語音形式，而與共同語語音形式不完全相同則是因為方言中不區(qū)別前后鼻音。

1989年，趙元任在《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中把常州話分為“街談、紳談”亦可稱為民腔和官腔，即下層群眾的口音和上層人士的口音。所謂“紳談”或官腔是指常州紳士所說的口音。城內士紳文化程度較高，形成了固定的社交圈，從鄉(xiāng)村遷居城中,保留了一定的鄉(xiāng) 音，在官宦世家的社交圈內形成了獨特的“話”；同時紳士階層社會地位高，所以說話帶有更多的官話腔調。這種既帶有古老鄉(xiāng)音又帶有官宦階層語言的“紳談”與普通市民口中的“街談”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故能引起關注。趙元任先生多次提到常州城內“紳談”、“街談”的區(qū)別,并曾詳述兩種語言變體的聲調區(qū)別。

“紳談”、“街談”除了聲調區(qū)別,還有詞匯上的某些差別，這種現(xiàn)象其實古今中外皆有,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操不同的語言變體，是社會語言學中一個普遍現(xiàn)象。但是落實到常州語言中，尤其是以青果巷為代表的常州語言環(huán)境中，這一現(xiàn)象就具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通過對這現(xiàn)象的研究，既能揭示常州宗族文化在江南地區(qū)的獨特性，還能從語言的角度對常州文化的“城市”特性展開深入的研究。

晚清民國時期，以吳方言為載體的“蘇白小說”隨著近代報刊的興起而興起。其中，也出現(xiàn)了大量以常州話為對白的小說。以陳森，李伯元、張春帆等為代表的常州籍作者，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常州方言。方言的采用使描寫更為生動，也給小說帶上了明顯的地域風味，而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與江南生活富庶帶來的地域自信有一定的關系。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曾說：“當時這一類的 小說很流行，有用吳語的，也有不用吳語的，以繁夢癡仙《海上繁花夢》一百回、漱六山房《九尾龜》一百九十二回，最為有名?！背Ｖ葑骷覐埓悍摹毒盼昌敗房坍嬃酥袊际猩畹谋娚?反映了晚清社會政治的黑暗與腐敗。作品語言典雅、情節(jié)曲折，用當時流行的吳語方言，極生動地把人物的神韻表現(xiàn)了出來。另一位著名作家李伯元在小說中也使用了諸如“齊巧”“賽如”“橫豎”“纏”“吃辛吃苦”“碧波爽清”等大量常州方言。另外,這些作家與作品還借用常州方言獨特的修辭藝術和語法習慣，營造出了濃厚的常州方言氛圍，使常州方言區(qū)的讀者獲得強烈的共鳴和會心的領悟。晚清時期,社會動蕩變遷，常州文人走出常州，來到受外來文化沖擊較強的上海、北京等地,受到新的文學表達方式的影響，文人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大量采用方言，成為晚清常州語言文化圖景中的一大特色。

晚清時期，我國被動與外國文化接觸，必然有語言接觸，西方語言的傳入對常州語言也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從清末始，常州青年開始學習英語，比如李伯元就曾經(jīng)學習過英語，常州人寫的“蘇白小說”中也有英文詞匯。常州人楊勛所編的《英字指南》(1879)是中國最早的英語讀本?！队⒆种改稀凡⒉恢皇菃渭兊挠⒄Z教科書,很多后來漢語常用的外來語都可以在該書中找到淵源，所以也是漢語外來語研究的重要范本。比如說piloly便在該書中最早翻譯為“哲學”。同時，由于本書使用了“江浙兩省通用字音”，實際上就是以常州方言為主的吳語逐字詳注,因此也是研究近代常州方言的重要資料。

甲午戰(zhàn)爭后，常州人又大批東渡日本學習先進的日本文化，常州知識分子也在此時開始學習日語，大量日語來源表達西方文化的外來詞也就此涌入常州。早在楊勛所編的《英字指南》中，就已經(jīng)使用了大量日語來源的外來詞。光緒二十四年(1898),劉樹屏在京城與蔡元培等人舉辦東語學習班。此后，蔣維喬又在光緒二十八年，在常州邀請日本人金井秋蘋舉辦修學社日文研習班，次年,蔣維喬又與湯中、莊俞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人演社，專門翻譯日本著作。蔣維喬譯自日文的《佛國革命史》成為中國最早翻譯的研究法蘭西大革命的著作。正是在這種中西文化互相交流的環(huán)境中,常州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才得到了新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