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獨家|少數民族人權保障，中西為何大不同？

中新社北京5月6日電 題：少數民族人權保障，中西為何大不同？

中新社記者 路梅

沈桂萍。受訪者供圖

近段時間，西方污稱新疆“強迫勞動”“種族滅絕”余波延綿。某些西方政客和媒體披上“捍衛(wèi)人權”的外衣，不斷抹黑中國，其實是利用了外國大眾對中國歷史變遷、民族融合、文化多元以及政策意圖缺乏了解和認知。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tǒng)戰(zhàn)理論教研部副主任沈桂萍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出，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對少數民族人權的保障更加積極與全面。以下是訪談內容。

中新社記者：世界各國都有少數族群，區(qū)分方式和稱呼或有所不同。中國和歐美發(fā)達國家對相關身份認定的做法有何異同？

沈桂萍：在國際法層面有“少數族群”這一概念，主要指一個國家之內“種族或民族、宗教和語言上的少數人”以及土著民或原住民。歐美發(fā)達國家一般將語言文化共同體稱作族群(ethnic group)，中國稱為民族。

當今世界大約有3000多個族群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隨著移民在世界范圍日益頻繁的流動，族群多樣性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比如英國以英格蘭人為主，還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少數族群；法國境內有高盧人、黑人、猶太人、穆斯林以及亞裔族群等。但歐美發(fā)達國家在法律層面不承認公民的族群身份，政府不對公民進行族群身份認定。

中國則是從國家法律和政策層面承認公民民族成份，每個中國公民身份證上都有民族成份信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79年，中國政府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民族識別，將語言、風俗習慣、傳統(tǒng)生產方式等方面有著一致性的公民群體識別為56個民族。由于漢族以外的55個民族人口相對較少，習慣上稱作“少數民族”。

資料圖：廣西“壯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華”現場。俞靖 攝

中新社記者：是否認定與標明公民的族群身份，是出于什么考慮？帶給這些少數族群的影響又有何不同？

沈桂萍：由于歐美發(fā)達國家歷史上有很多基于種族和文化上的歧視、迫害，比如對猶太人的迫害、對黑人的迫害，所以很多少數族群不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由于沒有族群身份的法律認定，很多歐美國家也不可能針對少數族群社會問題，采取有針對性的人權保護，更不可能在法律上保障這些少數族群的文化權利，帶給少數族群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少數族群文化迅速衰亡。比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除了絕大多數說法語外，還有布列塔人等少數族群，但大革命后這些少數族群都統(tǒng)一使用“法蘭西民族”稱謂，久而久之，法國境內的不同族群逐漸“法蘭西化”，也有人把這種不承認公民民族成份的做法稱作“同化”。

在中國，與西方社會少數族群不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不同，中國55個少數民族，積極地以自己的民族身份參與國家政治社會生活。許多少數民族人大代表穿上本民族傳統(tǒng)服飾，自豪地活躍在各級人大的政治生活中，行使當家做主、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

2010年前后，中國社會有些人主張學西方國家，廢除公民民族成份登記辦法，因為公民的民族身份，既是國家保障少數民族人權的依據，也可能是社會隱形歧視的來源。但這種廢除公民民族成份的主張遭到少數民族人士的強烈反對。

中國少數民族公民以少數民族身份活躍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領域，這一現象非常清楚地說明，中國少數民族不因自身的民族身份，遭遇社會不公正待遇，更沒有遭遇到西方許多國家少數族群經歷的種族歧視、種族迫害的歷史經歷。假如存在西方人所謂的“強迫維吾爾族勞動”、“種族滅絕”的問題，中國的少數民族一定會像今天的西方國家一樣，都把自己的民族身份隱藏起來。

資料圖：游人身著苗族服飾拍照留念。 楊華峰 攝

中新社記者：對于少數族群的人權保障，中國和歐美發(fā)達國家的做法有何不同？

沈桂萍：少數族群權利主要指個體公民權利和群體文化權利。相較于歐美發(fā)達國家，中國實行的是一種全面的、積極的少數族群權利保護政策。

西方自由主義的公民平等觀認為，每個公民有平等參政權、就業(yè)權、受教育權以及社會保障權。保護公民個體的公民權利，也就自然保護了族群的公民權利。因此，在西方絕大多數國家，雖然國內有多個族群，但國家法律體系強調公民個體權利保護，既沒有進行法律意義上的族群(民族)識別，確認族群成分，也沒有涉及族群平等、族群文化保護發(fā)展的法律規(guī)定。

但是，少數族群公民受自身語言文化差異性制約，在實現個體公民權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比如一個阿拉伯裔英國公民，英語能力低，就業(yè)崗位有限，怎樣保護這一群體實現法律規(guī)定的就業(yè)、參政、受教育等方面的公民權？英國從1965年通過的《種族關系法(Race Relation Act)》開始，逐漸探索解決就業(yè)領域的少數族群歧視問題。隨后歐洲多國也借鑒這種法律保護模式，旨在制止族群歧視，至于少數族群文化傳承，則交給有能力的民間族群文化協(xié)會組織。

因此，西方國家口中喊出來的少數族群人權保護，實際上就是法律禁止歧視的人權保護，沒有針對少數族群的具體困難，采取特殊政策提高少數族群社會政治地位和就業(yè)能力，更沒有法律保護少數族群文化傳承發(fā)展，而是采取文化自生自滅的政策。學者傾向于認為，這種人權保護模式，是一種消極的人權觀。

中國對公民進行民族身份認定，是為了落實憲法規(guī)定的民族平等權利，既包括個體公民權保護；也包括少數民族群體政治和文化權利保護，是一種全面的、積極的少數族群人權保護政策。比如中國根據民族人口分布、語言文化等方面的資料，建立了155個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包括5個省級自治區(qū)，30個地市級自治州(盟)，120個自治縣(旗)，還有1000多個民族鄉(xiāng)。民族區(qū)域自治法規(guī)定，自治地方行政長官由實行區(qū)域自治的民族公民來擔任。

資料圖：充滿民族風情的節(jié)目。凌楠 攝

中新社記者：您是否能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上述少數民族政策在新疆是如何體現的？

沈桂萍：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目前有56個民族。不論人口多少、發(fā)展程度高低、宗教信仰差異，新疆各族人民都依法享有相同權利，履行相同義務。在新疆，依照憲法與法律規(guī)定，各族公民直接選舉縣(市、區(qū))、鄉(xiāng)(鎮(zhèn))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此基礎上又選舉出全國和自治區(qū)、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有新疆代表60名，其中少數民族代表38名，占63.33%。第十二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人民代表大會共有代表550名，其中少數民族代表363名，占66%。

中國通過法律和政策保護傳承少數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比如，新疆截至2016年年底有世界文化遺產2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5座、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3處、自治區(qū)級文物保護單位558處，182家國有單位收藏保管可移動文物61.6萬余件。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柯爾克孜史詩《瑪納斯》、維吾爾族麥西熱甫分別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新疆各民族均有代表性非遺項目列入國家級和自治區(qū)級非遺名錄。

資料圖：新疆烏魯木齊舉辦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推介活動。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憲法規(guī)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fā)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是如何落實的？

沈桂萍：由于西方國家沒有少數族群識別，也就不可能用法律保護少數族群傳承發(fā)展語言文字權利，而是任由民間族群社團傳承語言文化，沒有經濟實力的少數族群就只能任由傳統(tǒng)語言文化的衰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畬族等通用漢語文外，有18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余民族有語言沒有文字。國家?guī)椭鷫炎濉⒉家雷濉⒚缱濉⒍弊?、哈尼族、黎族?0個少數民族創(chuàng)制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現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使用了80多種語言、28種文字。

在新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fā)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的憲法規(guī)定體現在司法、行政、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互聯網、社會公共事務等各方面。新疆現有13家出版社使用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錫伯六種語言文字出版圖書、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用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4種文字出版的新疆日報是中國使用文種最多的省級報刊。新疆人民廣播電臺現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5種語言的15套廣播節(jié)目。新疆電視臺現有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4種語言的12套電視節(jié)目，是全國播出頻道、語種最多的省級電視臺。

沈桂萍。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中國建立了155個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這些地方的各少數民族獲得了怎樣的發(fā)展？

沈桂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基于族群因素實施了區(qū)域自治，比如芬蘭的奧蘭自治省、意大利的5個自治區(qū)、西班牙的十幾個自治區(qū)等等。由于自治，國家對這些地區(qū)缺乏強有力的政治、經濟社會整合，造成這些地區(qū)與外部經濟社會文化交融程度低，甚至某種脫節(jié)，往往導致自治地方與本國其他地區(qū)經濟社會聯動發(fā)展的脫節(jié)，容易滋生分離傾向。既有試圖擺脫其他地區(qū)“包袱”分離出去的富裕的自治地方，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也有被現代社會“拋棄”的傳統(tǒng)聚居地，比如美國約300處地處偏遠地方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這通常是西方所謂高度自治衍生出的弊端。

中國建立的155個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由于地理、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相對滯后。國家采取了財政補貼、對口援助、精準扶貧、興邊富民、生態(tài)保護等多種措施，幫助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各族同胞加快發(fā)展。比如西藏自治區(qū)1965年成立至今，西藏財政支出的94%以上來自中央財政撥款。新疆從1950年至2008年，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投資達3862.3億元人民幣，占同期新疆總投資的25.7%。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成立的1955年到2008年，中央政府給新疆的財政補助累計達3752.02億元人民幣。特別是2000年以來，隨著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實施，中央政府給新疆的財政補助逐年增長，年均遞增24.4%，2008年達685.6億元人民幣……至今這種財政扶持一直進行。

由于國家的大力扶持，過去幾年來西藏、新疆等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各項事業(yè)快速發(fā)展，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水桶到水管、從油燈到電燈、從走土路到油路的進步，徹底擺脫了束縛千百年的貧困問題，大踏步趕上全國平均水平。(完)

沈桂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tǒng)戰(zhàn)理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東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教育部民族教育專家委員會成員、民族團結教育組組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通訊評審專家，國家教材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理事、研究員，中國民族政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等。擔任“馬工程”重大項目“宗教問題若干重大基礎理論研究”執(zhí)行專家；擔任教育部“民族團結教材”編寫組總主編，發(fā)表科研成果100部(篇)。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