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征，是中國封建史上有名的明君賢臣，二人在君臣共事的17年里（公元626-643年），開創(chuàng)了大唐貞觀之治的盛世，塑造了唐太宗納諫任賢的明君形象，也成就了魏征直言不諱、盡忠直諫的一代名相。

但鮮為人知的君臣佳話后續(xù)是魏征死后沒多久，唐太宗李世民就親自動手推倒砸毀了魏征的墓碑，唐太宗這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異常舉動，在政治斗爭背后其實蘊含了非常合理的理由。

現(xiàn)在，讓我們揭開歷史的面紗，客觀地去了解魏征其人，李世民與魏征從政敵到君臣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以及君臣之間合作共事看似和諧的背后一些細節(jié)現(xiàn)象，從而去窺探李世民為何要在魏征死后不久將他的墓碑推倒的原因。

魏征的一生

魏征，字玄成，公元580年生于河北境內(nèi)，逝于公元643年。

在他63年的一生里，是少年曲折、中年得志而老來得以善終的一生。

魏征自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寒，窮困潦倒的他選擇了去當一名道士，以此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

但他自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才華橫溢，這也為他后來嶄露頭角做了鋪墊。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戰(zhàn)爭紛起，正值壯年的魏征參加起義軍開始了他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

在那個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思想深入人心的年代，魏征一生卻六次易主，他的一句“不做忠臣做良臣”更是很直白地解釋了他在各種勢力成王敗寇的斗爭中歷經(jīng)六次跳槽行為。

在魏征的從政生涯中，他先后在元寶藏手下當文書，在李密陣營里得到賞識，被唐王朝李淵封為秘書丞，當竇建德的中書舍人，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太子洗馬，最終在李世民的中央政權(quán)里得到重用。

魏征在李世民當政期間，他的治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fā)揮，直言勸諫，盡職輔佐唐太宗，革除弊端，共同創(chuàng)建“貞觀之治”偉業(yè)。二人一個敢于直諫、一個善于納諫的故事則被后世傳為千古佳話。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說一句流傳至今的話：“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矣！ ”

這便是把魏征比作“人鏡”的出處。所以，直至魏征離世，唐太宗和魏征依然保持著良好的君臣關(guān)系。

從政敵到君臣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

玄武門之變是在大唐建國后第八年（公元626年）。

這一時期各地都還存在著割據(jù)勢力，而唐朝內(nèi)部李氏兄弟，也為了爭權(quán)奪利各樹朋黨而明爭暗斗。

太子李建成的勢力主要分布在河北山東等地，此時魏征作為參與過瓦崗起義的山東豪杰，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太子洗馬，他曾根據(jù)自己敏銳的政治察覺數(shù)次建議太子對當時的秦王李世民早日采取行動，遺憾的是太子李建成沒有采納他的意見。

所以李世民與其兄弟李建成的斗爭，最終以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為首的太子黨在玄武門被誅殺而失敗。

在血刃玄武門奪得皇位后，如何牽制太子余黨和與唐敵對的山東士族勢力，就成了李世民即位初期考慮的主要問題。

魏征作為山東豪杰勢力的核心人物，同時曾是太子黨的幕僚，可以說是李世民在平衡各方勢力、安撫太子余黨的不二人選。

正因為魏征這個特殊身份，才得以免去一死的命運。從此魏征與李世民從政敵轉(zhuǎn)變?yōu)榫嫉年P(guān)系，更由此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魏征的直諫與李世民的隱忍

以魏征的聰明才學，他深知在李世民“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之時，需要他為太宗牽制平衡各方勢力的重要性。

利用太宗對自己的這層依賴，魏征為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增加自己和太宗抗衡的砝碼。

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薦侯君集、杜正倫、褚遂良，并使他們得到李世民的重用。

以太宗的聰明也看出了魏征心里的小算盤，但是魏征背后具有龐大的山東勢力作為后盾，加之唐初社會動蕩不安，太宗必須把他對魏征的不滿隱藏下來，接受魏征對他直諫和推薦。

魏征在為太宗效力的17年里，唐太宗給了他作為一位諍臣極大的話語權(quán)和極高的尊重，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

據(jù)史籍記載魏征向太宗諫奏多達二百余次，其中不乏一些過火的“犯上直諫”的例子，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魏征都要干涉，久而久之這讓太宗產(chǎn)生了極度的逆反心理。

而讓太宗尤其憤怒的是，魏征將諫諍太宗的奏章私下偷偷抄錄下來，交給當時的史官褚遂良，以使自己得以錄入國史，博取清正名聲，卻無形中也宣揚了君主的錯誤。

太宗對此行為自然心里十分反感。

盡管二人矛盾沒有激化到攤牌的地步，但魏征的“犯上進諫“也曾讓太宗暴露了他內(nèi)心的不滿與隱忍，太宗就曾私下對長孫皇后說”會殺此田舍漢“！

然而太宗和魏征都不是庸才，他們都具有著治世之大才，他們深諳要有一個安定繁榮的大唐帝國，就必須合作。

所以兩人盡管矛盾不斷依然會從大局考慮，合力上演君明臣賢的好戲而互相成就。

一切都是權(quán)力的游戲

貞觀初期，李世民禮賢下士，廣開言路，標榜自己的任賢用能、開明君主的形象，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殘忍獨斷的本色。

到貞觀中后期，大唐國力日益強盛，皇權(quán)得到加強穩(wěn)固之后，太宗隱忍在背后的奢侈淫逸、殘忍獨斷的性格逐漸暴露出來。

魏征死后，太宗李世民還能“親臨慟哭，廢朝五日”。

發(fā)喪之日也是“望喪而哭”，“親自制碑文，并為書石”。對魏征的離世表現(xiàn)出了十分悲痛的心情。

但就在魏征死后不久，唐太宗對山東集團實施了殺掉侯君集、逐黜杜正倫、貶掉李世勛等打擊。

更是在魏征尸骨未寒之時，李世民親手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此來表達他對魏征的不滿和心中早已存在的芥蒂。

太宗與魏征二人的關(guān)系終于從表面“求諫”、“直諫”的君臣融洽關(guān)系浮出水面，露出了在政治斗爭中為各自階級利益相互利用、爾虞我詐的關(guān)系。